命运联系在一起。玛丽发现自己寡不敌众，只好含泪离开了。1981年3月25日（星期三）是玛丽最后一次探视比利的日子。

　　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。

　　第二天早上，考尔医生到哥伦布市接受询问，为两周后即将召开的听证会做准备，因为180天的期限即将到期。

　　戈尔兹伯里的同事详细询问了考尔医生的心理学背景，以及治疗多重人格障碍症的专业资格，随后助理检察官毕尔进行了交叉询问。

　　“如果比利拒绝治疗，那么戴顿司法中心医院如何才能恰当地做出诊断并给予治疗……？”毕尔问道。

　　“他大概不信任他们，”考尔医生说，“因为比利不知道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病情，又会得出什么结论。恕我直言，那里的围墙有20英尺之高，上面还架着带刺的铁丝网，即使是在比那里好得多的环境下，患者也会拒绝治疗。这种情况我见过许多。”

　　这个矮小、肚子滚圆的医生望着检察官说：“必须确认他们是在治疗患者还是在对付囚犯，但这不是我的事。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病人。那家司法医院保卫措施森严，装着监视器，我进去看望病人前还要被摁倒搜身，甚至本医院的临床主任都要搜身并走过安全门（安装了金属探测器）。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那里的环境不适于治疗……我甚至问过塞-米医生：‘要是你一天进去10次，难道他们就检查10次吗？’他回答说：‘那当然。’似乎我的问题非常奇怪。我觉得如此治疗精神疾病十分古怪，而且让人很难搞清楚医生究竟对患者做了什么。”

　　检察官毕尔问考尔，是否可以认为，由于比利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患了多重人格障碍症，所以变得非常暴力、好斗。

　　于是考尔告诉他：“在某个时期，他确实表现得暴力、好斗，但我不认为他是个暴力、好斗的人。我只能根据事实判断。在阿森斯时，他是在遭遇了一系列不幸的社会事件后才采用了暴力，之后他感到非常害怕，病情也开始恶化。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事实上，他走入人群中时没有伤害任何人，他什么也没有做。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我在治疗过程中曾教他如何面对这些考验。

　　“然而，这只是治疗的一部分。你得教导他……不能只做个样子，然后告诉他：‘你会康复的。’治疗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。

　　“我从来不限制他说话。他很喜欢讲话，但也是有限度的。他是一个斗士，总是想做点什么，但他不会伤害和威胁任何人，也不会偷东西。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状况也确实在逐渐好转。”

　　代表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的迈克尔·埃文斯（MichaelEvans）继续询问道：“他为什么被转送到州立

　　请收藏：https://m.dula8.cc

（温馨提示：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，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）